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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知乎"历史上有哪些精彩的预言?"的某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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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9 17: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薛飞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604367/answer/139915289
来源:知乎


这个地方(指阿富汗),一直在乱,以后会更乱。塔拉基(指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被处死,这应该是一个起点。当然,他(指塔拉基)也可能还活着,但无关紧要,他已经失去控制权,等于政治死亡。阿明(指原阿富汗部长会议主席)清洗了反对派,改组军队,向宗教势力妥协,最关键的是向美国人试好,这些举措,我们可以肯定,是要触怒勃列日涅夫的。他(指勃列日涅夫)现在自认为是个神,是比列宁、斯大林还高大的存在。他个人不会喜欢阿明的挑衅,苏联的地缘利益也不允许这种做法。按照老大哥的一贯作风,或者找代理人打一仗,或者自己上阵打一仗,总之,是要打仗,这点不用怀疑。
  怎样的做法,符合我们的利益?
  参见尼克松在印支的境遇,我们认为,苏联人赤膊上阵比较好(全场笑)。阿富汗没有越共这样硬的领导核心,但那里有一百年来的反侵略传统,还有一处处手握实权的部族、宗教首领。在我们看来,这些势力是极端反动的,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动,他们要拼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或许会让那位比列宁更伟大的人物头疼好久(全场笑)。我们,美国人,包括欧洲人,都会关注苏联的动向。一句话,我们不主动参与,但要默认鼓励,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老大哥崴脚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
  ——刘宁一,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79年10月2日《在阿富汗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同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
  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开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架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这是政策基点的问题,没有一丝可能性。
  我们这边的原则:
  一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
  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
  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志们可以自己进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一年,走两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一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注意口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注意。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李伟,原中宣部副秘书长,原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原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党委书记,2010年1月《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这个事情(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看似很大,其实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国的业务量并不大,涉及层面主要是部分知识阶层。这些人,你无论怎样做,他都会骂人,索性由他们。这些年,其实它(指Google)一直在和我们搞摩擦。它的运营方式,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收益不大。但它跟我们搞动作,外面就有人支持它,就有人花钱来支持这个所谓自由捍卫者嘛。这就是墙里失地墙外补,反正它不吃亏嘛
  ……
  至于我们,再强调一下,网络监管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表态的程序。这个东西,实质意义其实不大,避开监管的方法很多,更何况,外面(指国外的一些组织)有那么多人免费教嘛(全场笑)。
  但我们依然要坚持,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坚持。我们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偷偷摸摸地搞,我们也不怕被说不自由。我们就是要表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在原则上,反对这些,所以要封掉。没错,这就是思想对抗,这方面,我们从来不打游击战。同志们,要认清这一点,这是原则和基点,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这也是同志们工作的原点,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要从事宣传工作。”
  ——蔡名照,原新华社副社长,原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10年4月《在年轻干部培训课上的讲话》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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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9 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今天我站在这里,面前有这么多的所谓呛声民众,你问我的心情?那好,我告诉你,我的心情好的很,好的出奇!这些人呛声,正说明我今日的举动,戳到了他们的神经。什么神经?台独的神经!我郝某人,一生一世,就是个中国人。我和李大总统(指李登辉)不同,他在先总统(指蒋经国)面前说自己是中国人,如今不说了。我过去说,现在说,将来直到我死,我仍然说,我就是个中国人!没错,我半生都在跟老共(指中共)斗,现在依然不认同他们。但怎么看老共是一回事,支不支持统一又是一回事。我生在中国盐都,学在中国南京,长在中国湘、桂之间,服役在中国台湾省,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的祖国,我不愿意到死的时候,却躺在另一个所谓国家的土地上!今日,我回家去探望桑梓故土,这是我,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自由与权利。那些呛声的人,他们连祖宗都不认了,我有什么理由在乎他们?厥他老母!”
  ——郝柏村,原中华民国总统府侍卫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总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长,1999年4月3日《临行前的感言》
  注:
  1999年4月3日,郝柏村先生偕夫人郭莞华,率儿子郝龙斌、郝海婴及孙女郝汉祥一行12人起程飞赴大陆,开始返乡扫墓之行。
  因其特殊身份,这次大陆行在台湾的独派中,引发强烈反弹。
  当日,上千名台独民众聚集在机场,要求郝柏村“不得离开台湾”、“不要出卖台湾”,场面几近失控。

  “关于中央的指示(指1988年4月中共关于“协助友邻国家相关机构清剿金三角地区非法武装组织”的公开指示),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执行?
  中央的指示是一个筐,
  把原则与大方向贴在标签上,
  里面的鲜货要精挑细选,
  同志们要明白这一点
  ……
  掌握好大原则,
  第一,我们精神上支持缅甸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但行动上不配合;
  第二,我们谴责非法武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保护的人是非法武装;
  第三,我们要公开强调对地区武装冲突的反感,并强烈呼吁地区和平
  ……
  同志们,这是外事工作,
  不是政工工作,
  我们需要灵活与智慧
  希望同志们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8年5月1日《临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地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现在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对中央搞基建,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坝,是花销多,收益小,是赔本的买卖。他们还认为,把钱投进生产里,能赚钱;投进计划保障里,能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这种看法,不能说错,只能说,眼光不够长远。
  咱们中国,之所以自始皇帝到如今,都是统一的国家,恰恰就在于修路与治水,这两件事情上。修了路,中央的政令才能通达全国每个角落,各地物产才能四通八达,边境线上才能一日行军;治了水,荒地才能变耕地,国家才有资源去发电,国防军工产业才有廉价的动力源。62年,我们为什么打到了藏南,却又退回来?一是苏联人大兵压境,二就是没有路,补给困难,我们怕被包了饺子。建国后,我们修了不少路,建了不少坝,但还远远不够。在西北、西南,我们还做不到72完整进兵;在中原、岭南,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水利动力。这都是我们要不惜一切,砸锅卖铁也要做的。(毛)主席当年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现在,我们还要说,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修铁路,建大坝!这是原则问题!
  ——叶如棠,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1987年1月《答年轻同志们的话》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是学习,向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为什么要学土改?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贺耀祖,国民党政府甘肃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同志们,我们的斗争策略,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每一个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要十分清醒。随着日寇渗透我华北,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日民族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并在局面地区,超越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民族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任何民族矛盾都是阶级矛盾激烈化的产物。我们同样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民族矛盾可以较独立地产生群众影响,并为革命创造机遇。
  现阶段,我们的白区工作,要逐渐向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揭露蒋汪政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称谓之一)的不抵抗政策转变。我们在城市中的争取对象,由劳工群体、青年学生群体,向较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群体、较关心时事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和部分较具有爱国心的产业主群体扩张。我们尤其要积极争取华北地区各大城市中的抗日军人亲属,通过他们,积极向较具有抗战精神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表达善意,并进行人员接触。
  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在行动中,我们要严格恪守人与人交往中的道德标尺,在点滴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人格与胸襟。我们,与蒋汪政权的特务,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保证了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李克农,原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原红军工作部部长,原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1935年11月《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导向》

  人要有所畏,而后能立世。人如此,党亦如此。我们畏什么?就当下而言:(广场上)坐在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畏,他们还是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镜的先生们也不需要畏,他们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书呆子,科学发展还要靠他们;那些个上蹿下跳的幕后斗士们,更不需要畏,他们就是蚍蜉、小丑,捣乱都捣不好,更不会成事……我们要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有些同志,权力大了,可动用的资源多了,就开始反感组织约束了,开始幻想私有化自己当资本家了,开始想着自由竞选自己当大总统了!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想把组织赋予的权力无限化的人!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畏惧的,也是我们必须消灭的。他们,只有他们,是我们的事业的最大的敌人!
  ——1989年5月27日《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贾春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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